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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纹身的女孩 去年圣诞，大卫·芬奇导演的美国版《龙文身的女孩》上映，掀起了一阵新的“龙文身”热。斯蒂格·拉尔森的同名小说，颠覆了世人、甚至瑞典人对瑞典的看法。对瑞典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出乎意料地分享着相同的“刻板印象”：宜家式的简约设计、沃尔沃的安全与舒适、ABBA、金发碧眼的俊男靓女、男女平等、收入分配均衡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(对于中国人来说，瑞典人是唯一会打乒乓球的西方人)。如今，这个清单里还要加上一条——“龙纹身的女孩”。“千禧年”三部曲的作者、瑞典人斯蒂格.拉尔森可能是北欧史上仅次于安徒生的畅销作家。这部犯罪小说系列在全球共有两百多个版本，销量超过六千六百万本。《龙纹身的女孩》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，也是最畅销的一本。它在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上停留128周，且仍在刷新纪录；它是亚马逊Kindle电子书店里第一本销量突破一百万本的书；在只有九百万人口的瑞典，它竟有三百万册的销售纪录；在丹麦，它的销量一度超过《圣经》。2010年，借原著小说的东风，瑞典版电影《龙纹身的女孩》在全球范围内收获超过一亿美元的票房，其中的一千多万来自观众普遍对有字幕的外语片不感冒的美国。去年圣诞，由大卫.芬奇导演、鲁妮.玛拉和丹尼尔.克雷格主演的美国版《龙纹身的女孩》上映。好莱坞期待这部“本土化”的翻拍作品，引发一阵新的“龙纹身”热。小说《龙纹身的女孩》：颠覆瑞典的固有印象《龙纹身的女孩》是一部典型的犯罪悬疑小说：刚在一起诽谤案中败诉的记者米克尔.布隆奎斯特，为维持自己创办的杂志《千禧年》的运营，接受商业巨头亨利克.范戈尔邀请，调查一件尘封四十年的失踪案。失踪者是亨利克最疼爱的侄女哈莉特，她在一次家族聚会中失踪，从此杳无音讯。调查过程中，布隆奎斯特获得了曾经调查过自己的女黑客丽瑟贝斯.萨兰德的帮助。两人抽丝剥茧，发现了一起连环杀人案和范戈尔家族的秘密，并最终找到了哈莉特的下落。不过，“千禧年”三部曲在全球范围内超乎寻常的受欢迎，显然不只是因为它的悬疑故事。首先，“千禧年”三部曲表现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，却不同于“刻板印象”的瑞典。收入平等、政治中立、性别平等，这些并不只是外国人对瑞典的想像，甚至瑞典人自己也是这么看待祖国的。拉尔森打破了这种幻想。在他笔下，瑞典的经济由几大家族掌控。这些特权阶级勾结政府内部势力，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(在最新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中，瑞典排名第四)。这个特权阶级里充满着右翼分子，他们的父辈曾是隐藏的纳粹支持者。现在，这种右翼思想又一次死灰复燃。自1932年社会民主党执政以来，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几乎实现了乌托邦式的现代化福利社会：高收入、高税负、高福利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这种福利国家制度迎来了它的黄金期。但随着全球化、尤其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，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受到了挑战。外来移民——尤其是那些来自中东的难民——轻而易举地享受到这些社会福利。他们不工作，生活质量却不比辛苦工作的当地人差多少。民众开始怀疑，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，福利制度是否还是最佳的选择？2006年和2010年的两次大选，反映了人民的心声。连续两次，中右翼政党联盟击败社会民主党领衔的中左联盟，成为执政党。尤其是2010年的大选，对曾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是一次重创。尽管仍然是支持率最高的党派，但社会民主党对中右翼温和党的领先优势，已经从上一次大选的将近15%缩小到0.6%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竟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超过5%的支持率，首次获得国会议席。要知道，瑞典民主党几乎就是拉尔森书里写到的那些极右分子。瑞典的政治转向并非个案。在北欧其他国家，右翼极端势力也有所抬头。尽管右翼分子从数量上说并不多，但在一向平和文静的北欧社会，他们的存在格外扎眼。去年7月在挪威乌托亚岛上发生的枪击惨案，就是这种社会冲突酿成的悲剧。与人们的普遍观念相反，北欧国家历史上与右翼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二战时，丹麦是德国的支持者。瑞典虽为中立国，却同意德国通过瑞典境内向苏联战场输送武器。很多瑞典人，尤其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年轻人，或明或暗地支持纳粹。在拉尔森的书里，范戈尔家族的四个儿子中，有三个是纳粹支持者或同情者。这并不是拉尔森为了制造悬疑的牵强附会，而是他深入地揭示出社会变化的历史源头。相比政治上的矛盾，更让人吃惊的是书中女性受到的虐待。在《龙纹身的女孩》每一篇开头，拉尔森都会附上一段与情节看似毫不相干的统计数据：“43%的瑞典女性曾遭受暴力侵害”、“13%的瑞典女性曾遭受性侵害”、“92%遭受过性侵害的瑞典女性都没有报案”⋯⋯这与人们的印象以及官方的描述如此大相径庭。在国际性别平等排名中，瑞典始终名列前茅——如果不是第一，也只是位于它的几个邻国之后。早在1921年，瑞典女性就获得了和男性相同的选举权，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女性选举权的国家之一；而在瑞典国会，有45%的议员是女性。在《龙纹身的女孩》中，丽瑟贝斯.萨兰德被她的监护人强奸、威胁；连环杀人案中的被害者女性，被强奸后还被残忍地分尸；即便出生上层阶级的哈莉特也难逃家族内部的侵犯。而在《玩火的女孩》中，拉尔森还关注了妇女拐卖、被迫卖淫的社会疮疤。事实上，《龙纹身的女孩》原名并非如此。在瑞典，这本书的名字叫《憎恶女人的男人》。据该书编辑回忆，这是斯蒂格.拉尔森唯一坚持不能改动的部分。讽刺的是，从议题设置上看是个彻头彻尾女性主义者的拉尔森，居然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攻击。她们质疑拉尔森的书中有太多的性描写，尤其是性暴力的描写。在这些女性主义者的眼中，拉尔森只是披上了女性主义者的外壳，真实目的还是为了描写这些色情、暴力的场景，以博人眼球。然而，她们并不知道，拉尔森书中的许多描写都出自亲身经历。十六岁时，拉尔森曾在夏令营亲眼目睹了一个自己认识的女孩被朋友轮奸。那时，他没有出声。事后，他打电话向那个女孩道歉，遭到拒绝。这件事让他愧疚一生，而那个女孩的名字就叫作丽瑟贝斯。如果说伯格曼电影中的残酷并非针对瑞典，而是直指人性的话，那拉尔森的作品则毫无保留地揭示了瑞典福利制度的破灭。在《龙纹身女孩：斯蒂格.拉尔森的秘密》一书中，瑞典作家约翰-亨利.霍尔姆博格评论说：“过去的几十年里，也有许多瑞典作家试图表达这个主题，但拉尔森是他们中表达最透彻的那位。他通过萨拉德这个人物，完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”公丽瑟贝斯.萨兰德，或许是“千禧年”三部曲走红的另一个原因。丽瑟贝斯.萨兰德二十岁出头，耳朵、鼻子、嘴唇、眉毛上都打了洞、穿了环，手臂上、背上、脖子上都有纹身，染黑了头发，穿皮衣裤，开摩托车，是个双性恋。萨兰德小时候因为试图纵火杀害虐待母亲的父亲，被认为精神失常，由此造成了她不愿意与人接触的反社会倾向。但她却聪明过人，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。这使得她成为顶级黑客，能够侵入任何电脑。因为小时候的经历，她憎恶一切针对女性的暴力。当她的监护人威胁并侵犯自己后，她出于报复，在监护人背后文上“我是变态，我是色魔”的字样。就是这样一个女孩，成为了新世纪的大众文化英雄。她比传统的英雄角色更反叛、更与世隔绝，也更复杂。不仅很多女性希望成为像萨兰德这样独立的女人，她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想像。在现实中，她一定是“维基解密”的支持者，甚至还可能是参与者、发起者。拉尔森承认，萨兰德其实是一个成人版的“长袜子皮皮”。“长袜子皮皮”是瑞典女作家阿斯特丽德.林格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塑造的童话形象。九岁的皮皮有着火红的头发(萨兰德天生的发色)，超人的能量，怪异且易怒的脾气。皮皮没有父母，缺乏管教，她自己也不想长大。所有这些，几乎都可以套用在萨兰德身上。斯蒂格.拉尔森：“白种人的敌人”相比“千禧年”三部曲的情节，斯蒂格.拉尔森的个人经历丝毫不逊色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拉尔森的真实经历甚至更传奇。2004年11月，拉尔森心脏病突发去世。一年后，他的处女作《龙纹身的女孩》才在瑞典发布。就像许多天才艺术家一样，拉尔森的作品在他死后才大获成功。如同他笔下的记者布隆奎斯特，拉尔森自己也是记者，但并不成功。在报考被誉为“记者的摇篮”的斯德哥尔摩新闻学院失败后，拉尔森在瑞典中央新闻通讯社工作了二十年——不过，是作为一个设计师而非记者。长期以来，拉尔森非常关注瑞典国内逐渐抬头的“新纳粹主义”，却没有途径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。1995年，受英国左翼刊物《探照灯》(Searchlight)的启发，拉尔森和朋友联合创办了《博览》(Expo)季刊。拉尔森声称，《博览》要“通过记录极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行径。来捍卫民主和言论自由”。《博览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拉尔森书中的《千禧年》，但拉尔森却不是布隆奎斯特，他始终默默无名，艰难维持着《博览》的运营。拉尔森在《博览》的同事库尔铎.巴克西说：“他羡慕布隆奎斯特，羡慕他那么出名，还那么有女人缘。布隆奎斯特是拉尔森对自己的想像。”事实上，拉尔森比布隆奎斯特在思想上更激进，他从骨子里反对资本主义。他的激进思想和行为，让他惹上了许多麻烦。《博览》的印刷商和发行商的办公室窗户曾被人砸碎，拉尔森也收到过不少死亡威胁。拉尔森和他的伴侣伊娃.加布里尔森在饭馆里吃饭时，总是各自盯着出口。事实证明，拉尔森的担心并非偏执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种族主义团体“雅利安人抵抗”组织曾贴出拉尔森的照片，并将其称为“白种人的敌人”，要求成员“铲除他”。1999年，当瑞典反法西斯工会领袖博扬.索德博格被新纳粹分子暗杀后，警察在凶手的公寓里搜到了有关拉尔森的资料。于是，当拉尔森死后，阴谋论者也怀疑他是遭人谋害的。在拉尔森刚刚签下书约不久，《博览》办公室里的电梯突然停运，拉尔森被迫走楼梯到七楼后，因突发心脏病逝世。另一个更大的谜团是，究竟是谁写了“千禧年”三部曲？根据斯蒂格.拉尔森的同事和朋友回忆，虽然拉尔森有写作热情，却不擅长写作。因此，很难想像他能够写出如此畅销的小说。拉尔森的图书编辑也否认曾大幅修改过他的作品。于是，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拉尔森的伴侣——伊娃.加布里尔森。加布里尔森是个建筑师，却对文学很有热情。她曾经将美国科幻小说传奇作家菲利普.迪克的《高堡奇人》译成瑞典语。就文学造诣而言，在别人眼中，加布里尔森可比拉尔森高出不少。对于“影子写手”的猜疑，加布里尔森一方面矢口否认，一方面却不时地将“千禧年”三部曲的作者称为”我们”，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然而，“千禧年”三部曲的故事并没有因为拉尔森的离世而就此结束。由于拉尔森和加布里尔森并没有在法律上结为夫妻，因此加布里尔森不能从拉尔森的遗产中得到任何好处——这其中包括了数千万美元的版税，这些都将归拉尔森的父亲和弟弟所有。对此感到不公的加布里尔森抛出一颗重磅炸弹：她声称自己手上有拉尔森的笔记本电脑，而其中有尚未完成的“千禧年”系列第四部和第五部小说及故事提纲。加布里尔森的这个说法。与拉尔森的朋友所说的“十部小说的计划”相吻合。但没有人能够证实加布里尔森所说的电脑和手稿的存在。加布里尔森之后的声明更加深了人们对她的怀疑：她说自己不会续写第四部和第五部小说，更不会出版。她想要保护拉尔森的财产，更想要终结拉尔森的家人和整个世界对他的消费。但在2011年6月，她出版了自己对拉尔森的回忆录《关于我和拉尔森，有一些事我想让你们知道》。大卫.芬奇忠于原著的呈现在原著中，《龙纹身的女孩》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范戈尔家族拥有的一座瑞典北部的小岛上。按照《纽约客》影评人大卫.邓比的说法，这座天气变幻莫测，经常遭受狂风暴雨袭击的小岛，根本不可能成为美国富人的选择，但那阴冷、潮湿、残酷的环境却是“大卫.芬奇式”的：《十二宫》里的旧金山是鬼魅、无常的；《社交网络》里哈佛的深红色非但不是高贵、精英的象征，反倒更像是蕴藏着狂躁和偏执。而芬奇前两部关于连环杀人案的影片《七宗罪》和《十二宫》，都成为同类型影片的经典。所以，当索尼决定拍摄美国版《龙纹身的女孩》时，很难想像大卫.芬奇以外的导演人选。这是大卫.芬奇的第九部电影。2010年的《社交网络》让评论界和影迷对芬奇报有太多的期待，更不用说这部新片还改编于一本畅销书。电影上映前的两支预告片——尤其是长达八分钟的后一支——吊足观众胃口。但当电影最终与公众见面时，失望的声音却不乏少数。几乎所有人都对影片的摄影、剪辑、音乐、舞台设计、女主角鲁妮.玛拉赞不绝口——这些几乎都是《社交网络》的原班人马，但说到大卫.芬奇，大家总觉得少了什么。用《好莱坞报道》的影评人托德.麦卡锡的话来说，“到头来发现，连大卫.芬奇也不能为《龙纹身的女孩》带来更多新的东西”。这也许并非芬奇的错。一方面，同样根据原著改编的瑞典版《龙纹身的女孩》两年前刚上映，观众对那部电影的印象尚未淡去；另一方面，考虑到原著的受欢迎程度，制片方希望影片更忠于原著，以满足书迷的期待。这种情况下，芬奇又有多少施展拳脚的空间呢？人们只是对芬奇没能拍出又一部经典而感到失望。但对于斯蒂格.拉尔森的书迷——尤其是那些还没看过瑞典版电影的人们来说，美国版电影可以满足他们对《龙纹身的女孩》的所有想像。曾凭借《辛德勒的名单》赢得奥斯卡奖的金牌编剧斯蒂文.泽里安成功抓住了小说的关键线索，将五百多页的原著浓缩成两个半小时的剧本，没有让书迷留下遗憾；柯克.巴克斯特和安格斯.瓦尔快速的剪辑让影片充满紧张感；曾在《搏击俱乐部》和《社交网络》与芬奇合作的摄影师杰夫.科隆维斯，则通过镜头展现了一种荒凉的冰冻感，《每日电讯报》称他“能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用一百种不同的语言来表现雪景”。即便在充满完美主义者的电影界，大卫.芬奇的偏执都能排上号。最著名的例子是，在拍摄《社交网络》开场戏时，他让鲁妮.玛拉和杰西.艾森伯格拍了九十遍！对此，他有一句名言：“我们这么多人从世界各地聚到这里，可不是为了让你们拍三遍就过的。”在《龙纹身的女孩》中，他延续了这种风格。有一场谋杀戏，是在瑞典的一个码头拍摄的。后来，芬奇对这场戏并不满意想要重拍时，码头的所有权已易主给ABBA乐队的一位成员。码头的新主人不愿意出借。于是，芬奇竟要求剧组在美国按原样重建了个码头拍摄。连演员们也受到了芬奇的影响。扮演女主角丽瑟贝斯.萨兰德的鲁妮.玛拉不仅每天四点半起床化妆纹身、染发、在脸上戴各种假耳环、鼻环，她甚至还真去戴了乳环。玛拉没有辜负芬奇对她的期望。影片上映后，评论界普遍对玛拉的表演赞赏有嘉，称她超越了瑞典版电影中劳米.拉佩斯本已令人难忘的表演。萨拉德是个能够破解任何机器的黑客，但与此同时，她也是个曾受过欺凌的女孩。玛拉抓住了这两者之间的冲突，出色地表现出萨拉德脆弱的一面——这是拉佩斯没能做到的。无论芬奇的影片是否大卖，《龙纹身的女孩》以及“千禧年”三部曲已经成为了文化现象。H&M与影片上映同步推出了“龙纹身的女孩”系列服装，包括萨兰德穿的皮外套、大衣、靴子等三十多种服饰。上架当天的十分钟之内，这个系列在洛杉矶的H&M专卖店被抢购一空。